自光绪二十九年秋，山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是兵事，“盘踞”鲁南的威胜军右翼被扩编为北洋陆军第五镇，统制官龙谦就任山东提督，留在山东主要在济、青、莱三州的北洋部队撤出山东。第五镇各部开赴各地旋即大规模招兵并展开了对省内巡防营的严厉整顿。
兵事涉及的人总是少数，包括鲁山等人的“叛逃”，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无关自身。影响只在军界。倒是新提督对各地巡防营的整顿因涉及面广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第二就是经济领域了，已经名震山东的华源实业集团总部即将迁至济南，沂州各界对此大为不满，引起了风波。沂州商会是在光绪二十八年成立的，由商会出面，向沂州知府衙门及华源实业总部提出了请愿，强烈要求将华源留在沂州。而济南方面，传言机器局要被华源吃掉，也带来了不稳的因素。
第三是政界的变动，反而是小事了。因为主要变化在鲁南两州：沂州知府唐绍仪高升奉天巡抚，兖州知府吴永转任沂州，山东盐运使张莲芬兼任兖州知府。
除却涉及切身利益的少数人，山东省内的一般人，即便是关心时局的中下级官员和士绅，也不会注意到上述三条。其影响反而比不上第五镇在全省范围内的招兵。
纵观天朝历史，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一向很低，除却少数时期。比如晚唐及五代算是例外。大部分时候军人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就官员而言，重文轻武已是惯例，就是在后人极为推崇的宋代，赵匡胤不杀士大夫成为美谈，优容士大夫的宋朝，从来没有对武人客气过，该砍头的绝不手软。到了明代，重文抑武的情况更为严重了，一个二品武将见了六品文官甚至都要叩头。清代制度多沿袭明代，一般情况下。军人待遇极低。军饷本来就少，还是打折发放，即便如此，拖饷欠饷成为了常态。好男不当兵的民谚流传甚广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山东。直到袁世凯带武卫右军入驻。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讲。袁世凯治军是有一套的。他花大力气组建的小站新军，一改数百年的陈规陋习，使这支军队面貌一新。其主要的办法一是大幅度提高了军饷。即使军中地位最低的伙夫，每月亦有三两银子可拿。而且是足额按时发放，基本杜绝了吃空饷喝兵血的陋习。其二是在新军中提倡官兵一致，杜绝打骂役使士兵。曾有德国教官打士兵耳光被袁世凯发现，抓住这件事不放，严惩了教官，维护了士兵的尊严。其三是加大了军官团的培养，举办随营军校，大力提升中下级军官的文化水平，培养对军队的忠诚度。当然，袁世凯的目的是培养对他自己的忠诚度，还上升不到国家民族的高度，更主要的原因是袁世凯将新军作为自己前程的最大保障，不会去教育官兵对朝廷乃至国家民族的忠诚。
可怜的是满清建政后，囿于其出身，也囿于其见识，一直回避国家和民族这两大问题。而这两大问题的阐明，恰恰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
回到刚才。因为有了那三条，袁世凯所部在山东的扩兵便顺利了许多。必须承认，军饷的提高和足额发放是最关键的因素。
自蒙山军横空出世，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1903年底，蒙山军有袁世凯北洋军之长，却又具备了北洋军没有的特点。由于其高待遇，极强的纪律性和荣誉感，换来了驻地百姓的真心支持。所以，第五镇的招兵就比较顺利，特别是在蒙山军常驻的地区，青年踊跃参军的现象就更为明显，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大约在五比一。
龙谦多了百余年的见识，建军治军方法上总体上高明于袁世凯。自蒙山整军，龙谦的目的就是打造一支超越时代的强军。这是他实现自己目标的根本。最初的做法是在采取更有效更科学的军事训练的同时，有意识地培养军人的纪律性和荣誉感，从上层开-->>